关于李**不构成诈骗罪的法律意见
孟津县公安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之规定，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接受李**家属的委托，并征得李**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作为李**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我们依法会见了犯罪嫌疑人李**，并走访了其所在的洛阳****公司有关管理人员，现根据本案案情，向贵局提出以下法律意见：
一、洛阳****公司先领取农机补贴后按补贴后价格销售农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二）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三）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四）行为人便获得了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本案中，洛阳****公司的运营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为了达到促销其生产的农业机械，采取先找虚构的农机购买人，到农机部门领取农机补贴款，再在实际销售时，按补贴后的价格销售给实际的农机购买人。
我们认为：首先，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没有非法占有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故意。该公司虽然存在虚报农机购买人名册，并以此领取国家农机补贴款的行为，但其目的并非出于非法占有国家补贴款的目的，而是为了促进农机产品的销售和方便购机农民，不具有诈骗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其次，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客观上没有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领取国家农机补贴款后，该公司并没有将补贴款据为己有，更没有中饱私囊，最终的结果是按销售价格扣除补贴价格后卖给了实际的购机农民，购机农民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损失；对政府而言，虽然先向该公司虚报的购机人员名下发放了补贴款，但是该补贴款并没有被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侵占（装入腰包），而是最终让购机农民享受到了政府给予的补贴，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符合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惠农目的，国家也没有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简而言之，该案没有实际的受害人，也不存在经济损失。
故，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行为，但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所要求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二、对李**的行为不宜定诈骗罪。
根据李**的供述，其本人系洛阳****公司总装车间的车间主任，其于2017年6、7月份，按照该公司负责生产的领导陈志刚的安排，将其主管的总装车间内具有孟津县农业户籍的员工登记造册后交给陈志刚；一个月后，公司领导陈**（音）带领其所在的总装车间内已经登记造册的员工到孟津县农机局领取两张手续（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几天后，其按照陈**的指示，到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开了一张购买一台拖拉机的证明，又到所在的麻屯镇政府财政所盖章，然后将该证明交给了陈**；又过了一个多月，按照陈**的要求，其与车间登记造册的员工，分别在陈**安排的拖拉机旁边照相；几天后，陈**又要求其和车间登记造册的员工办理了农业银行的存折，并交给了陈**；2019年6月中旬，陈**将其名下的农业银行存折交还给其，其发现该存折上有交易记录，但其并未使用该存折存、取过钱。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李**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独立实施任何行为，均是按照公司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办理的一系列行为，其如果不具有洛阳****公司总装车间主任的身份，也不可能实施上述行为，故，李**系受领导指派完成工作任务，不具有非法占有国家补贴款的主观故意；其次，李**在洛阳****公司职务不高，仅管理二十几个员工，没有决策的权力，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其三，客观上李**也没有从该事件中得到任何报酬。既然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那么李**更不构成诈骗罪。
三、对先套取国家农机补贴后按补贴后价格销售农机的行为，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据媒体报道，借用本地农民的身份信息办理国家农机政策补贴，然后以扣除补贴后的价格将农机销售给其他农民，是农机销售企业普遍的操作方式。
国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2014年9月2日）认为：“从根本上讲，农机具还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河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通知》（豫农机计文〔2017〕35号）第五条“工作责任及要求”第（三）项则要求：“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要增强廉政风险防控意识，严格履行监管职责，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监管。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对存在具体违规线索或发生违规问题的产销企业，所在地市、县农机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改等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和处理的意见逐级报省农机局。省农机局将视调查情况和市、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处理建议，采取约谈告诫、限期整改、暂停补贴、取消补贴资格及列入黑名单等惩处措施，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门发布的上述文件精神来看，对先套取国家农机补贴后按补贴后价格销售农机的行为，并不主张按刑事犯罪处理，而是视情况按违规给予“约谈、告诫、限期整改、暂停补贴、取消补贴资格及列入黑名单等措施”。
司法实践中，湖南、重庆、安徽等省市对先套取国家农机补贴后按补贴后价格销售农机的行为，也是按照违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整改、取消补贴资格等行政处罚措施。河南省开封市“63名农民因出借身份证代领补贴获刑”一案，据媒体报道已经被开封市中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该案于2019年1月8日由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后，至今未作出有罪判决（证据附后）。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 洛阳****公司及其主管人员借用本地农民的身份信息办理国家农机政策补贴，然后以扣除补贴后的价格将农机销售给其他农民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宜作为刑事犯罪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李**作为洛阳****公司的员工，更没有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目的，其本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非法利益。李**作为一个老实巴交、仅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工，到洛阳****公司工作，对他来讲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埋头苦干近二十年，终于熬到了总装车间主任的职位，他十分珍惜这个工作，对上级领导的指示只能不折不扣的执行，尽管他当时并没有真正领会领导让其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李**被抓，无论是对其本人、其家庭还是其所在的车间，无疑都是一个悲剧，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法律不外乎人情，要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正常人的感情思想，应当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善待。 1989年2月的一天，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亨里奇开枪击毙了一个企图翻墙到西德去的青年。 1992年2月，亨里奇受到了法律的起诉。亨里奇辩称自己作为一名守墙士兵，开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求法庭判其无罪。法官赛德尔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二十多年过去了，“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句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格言，已经成为文明国家的执法者在面对弱势群体时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打击与防范并举，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一直是我国刑法的指导方针，“执法必严”并不意味着必须对违法人员从重打击、赶尽杀绝，对犯罪标准从严掌握、疑罪从无也是“执法必严”原则的体现。刑法的谦抑原则要求，只有在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只有在穷尽民事、行政等法律手段后，才能动用刑事手段去解决问题。 例如被广大网民称为“药神”原型的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销售假药案中，湖南省沅江县人民检察院最终认定：陆勇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借记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白血病患者支付自服药品而购买抗癌药品款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相关材料附后）。检察官在释法说理书中说：“如果司法机关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那将会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这一结果取得了社会舆论和公众的一致好评，该案被称为规范执法行为、转变执法理念的典型，因此入选2015年度全国检察机关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辩护人认为本案虽然与陆勇案的案情不同，但两个案件所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具有相似性，陆勇案的处理结果对本案应当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为此，建议贵局高瞻远瞩，站在稳定社会、服务大局，为企业保驾护航的政治高度，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撤销李**等人涉嫌诈骗一案，将本案移交农机主管部门按照违规行为予以处理。
嫌疑人李**的辩护人： 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贾 霆
实习律师 樊世友
二零一九年七月
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