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该案的两名嫌疑人汪维明、刘永彪先后落网。被捕时，汪维明是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法人，而刘永彪已是当地知名的作家。从杀人犯到商人、作家，这种身份的反差让该案引起多方关注。

      随着“灭门案”开庭，该案的真相进一步被揭开。本周三（6月13日），记者专访了刘永彪的辩护律师——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的贾霆律师，听他讲述案情的来龙去脉。

      庭审现场，刘永彪突然翻供

      湖州市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对两人的犯案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995年11月28日，带着榔头和尼龙绳的汪维明与刘永彪住进了闵记旅馆。很快，两人锁定了同住一室的山东旅客。趁着对方熟睡，汪、刘两人用榔头先后击打对方头部数下，致其死亡。然而两人搜遍旅客全身，只找到20余元钱。

      随后，汪维明将旅店老板闵某骗入房内，与刘永彪共同将其制服，汪维明再次挥动榔头，将旅馆老板击打致死。为了进一步劫财，汪维明又潜入闵某妻子的房间，勒索后将其杀死。犯案过程中，闵某时年只有12岁的孙子被惊醒，两人以同样的方式将其杀害。随后，两人在房内翻找财物，最终得到一块手表，一个戒指，以及百余元钱。

      对于检察院的指控，刘永彪并不认可，他甚至试图在法庭中翻供。贾霆律师告诉记者：“刘永彪的想法几次改变。被捕之初，刘永彪曾告诉警察，第一个被害人遇害，是自己先动的手。但在今年5月的庭前会议中，他推翻了这种说法，说第一个被害人的死亡与自己无关。此次庭审中，他临时翻供，否认了自己协助制服第二个被害人的说法。他说，自己只是拿着尼龙绳在房中等待，闵某进屋后抓挠他，汪维明趁此机会从后方击打闵某，致其死亡。”

      贾霆说，汪维明、刘永彪都表示，杀人只是临时产生的想法。“他们说，提前购买工具，只是为了吓唬对方。尼龙绳用来制服对方，购买榔头，是因为汪维明有用榔头打狗的经验，他发现榔头打人没有声音，一击致死，想用它吓唬人。”

      两人进入旅馆后，很快瞄上了同住一屋的山东旅客。“汪、刘表示，对方身材高大，个头接近180厘米，感觉一旦发生争执，自己很难将其制服，因此动了邪念，决定杀人。杀人后，他们只翻出一点钱，就连回去的车费都不够，为此，他们将目标转向旅馆老板。”

      贾霆告诉记者：“刘永彪说，杀死四人后，两人劫到的钱款不到200元。汪维明曾提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强奸、杀害旅馆的服务员，再干一票，被自己阻止。不过，对于这一说法，汪维明并不承认。”

      案发一年前，改造假炸弹策划绑架案

      刘永彪出身在安徽南陵县一个小村庄。他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刘永彪家境贫寒，没念大学，也不喜欢干农活。年轻时，他到处打杂养活家小，在当地一些村民的眼中，有些“好吃懒作”。然而很多人想不到，这样的他后来竟然在文学中找到了出路。

      1985年，刘永彪在合肥市文联主办的《未来作家》期刊中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几年后，他自费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创作，并和同在该校研修的莫言合影留念。2009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被安徽省政府授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他成为芜湖市第一个获得“安徽文学奖”的农民作家。案发前，他已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2013年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协的13名安徽籍作家之一。

      刘永彪自己曾说：“我写下层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好人，都是向善向好，没有坏人。我的作品里面没有一个坏人。”不写“坏人”的他，自己却是一个“罪人”，现实中的刘永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贾霆律师告诉本报记者，刘永彪有点小聪明，但十分胆小。“案发前，刘永彪在农村，生活极度贫困。他的女儿眼睛出现问题去上海救治，不仅没成功还花了很多钱。他与医院打官司，但没有结果，为了钱，他找到了老乡汪维明。”

      据了解，汪、刘两人住在一个村，刘永彪对大他几岁、从小在外面闯荡的汪维明，一向有种崇拜心理。两人商量后，决定策划一起绑架案。“案发一年前，感觉自己身体不够强壮的两人找了一个同伙，一起来到湖州。他们打磨了一把匕首，又改造了一个假炸弹，决定找一只‘肥羊’下手。万事俱备后，三人在湖州徘徊了几天，因为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场绑架案不了了之。”

      一年后，依然未摆脱贫困的两人再次聚首，这一次，他们犯下了灭门大案。被抓后，刘永彪曾真诚地悔罪，一心求死。他说，自己是死一百次也不为过的人，不接受辩护，拒绝与律师见面。然而四五天之后，他又通过警方联系贾霆，开始全力配合。贾霆说：“因为女儿的疾病，刘永彪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但是犯案后，他没有再做一件犯法的事儿，我觉得他的人性中有善的一面。更何况，在共同犯罪中，他的地位次于汪维明，我的辩护目标是保住他的命，让其免于死刑。”

      然而，刘永彪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更大的期望。他曾询问贾霆，“只能保命？不能判个有期？”对于活着的向往，还是压过了他悔罪求死的心情。（李熙爽）